摘要：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如此庞大，以至于全世界都放佛听到了中国崛起的板块运动所造成的轰隆隆摩擦声。

杨洋抬起头，对刚进门的客人说了一句“Nangadef”算作招呼，开始新**的生意。这样一句相当于“你好”的沃洛夫语她早已发音纯熟，在位于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语言法语在普通民众中并不常用，而沃洛夫语由于方言差异明显，一旦出了国境也再无用武之地。杨洋和丈夫所经营的这家20多平米的小纺织品商店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除了当地几乎没有商店会开门营业的周日，一周工作六天。放在柜台下面的手机屏幕上有新消息弹出，她瞟了一眼然后随手按掉，三年来，她一直比手机那一头的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

达喀尔三面环海，位于佛得角半岛的大西洋东岸，开车行驶大约80公里就可以到达*富盛名的砂丽海滩；距离市区20公里处就是**的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的终点玫瑰湖；达喀尔往东南方向3公里处，蜚声世界的，有着博物馆和古城堡遗迹的戈雷岛就坐落于此。杨洋夫妇的小店靠海很近，走几步就可以看到沿海公路上跑步的人群。因为海洋的影响，天气并不热，不远处的海鲜市场，可以买到极便宜的石斑鱼、海胆和生蚝。这样的地方听起来很适合定居，实际上，塞内加尔是世界上*不发达的25个国家之一。城市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直是扼住国家发展喉咙的骨刺。与他们曾经居住的城市沈阳相比，达喀尔就像个大乡村，国际机场建得像一个中国二线城市的***，街面上极少能见到7层以上的高楼，路面的状态常常是有待翻修，入夜之后的街道上只留有零星的灯光，娱乐生活更是被环境挤压的十分逼仄。即便如此，杨洋坚定地认为：来非洲创业，是个再正确不过的选择。

非洲：*后一块未被开发的土地

没有几个中国人，会无缘无故、不远万里地去到非洲创业。在当地有亲属或朋友是*大的影响因素之一。建立在亲缘或者地缘关系上的相互联系*终会形成一个庞杂而有凝聚力的关系网，每一条枝干上都可能开出新的花。各个商人圈子的地域化特征都非常明显，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与中国商品竞争的，恰恰仍然是中国商品本身。杨洋的阿姨在非洲已经待了十多年，每个季节当地缺什么，她就卖什么，多年积累下来，生意做得很大。阿姨的建议让她动心。非洲，就如同世界上*后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它正处在一个亟待巨变的时期。到了塞内加尔之后，杨洋甚至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个在父母口中“做生意就像捡钱一样”的年代。在塞内加尔开店很容易，甚至不需要很高的启动资金，只需要租一个货柜，摆上商品就可以开始贩售，初期甚至可以与人合作拼柜。“在这里，只要稍微用点心，认认真真地经营一家店铺，就几乎不会赔钱。”非洲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工厂，一切生活日用品都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过度依赖进口导致这个国家的物价和人们的消费水平严重失衡，而一旦出了国，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全世界的商家都在销售中国制造的商品。而在塞内加尔，绝大对数生活用品都产自中国的义乌。

长期关注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影响的两位西班牙记者胡安·巴勃罗·贾勒德纳（Juan Pablo Carde-nal）和艾利维托·阿拉伍侯（Heriberto Araujo）在《中国的沉默大军》（China"s Silent Army）的书中，对中国商品的世界影响做了如下解读：“2001年，中国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并且为非洲人民带来某些好处，例如可用低价买到他们本来负担不起的商品。虽然加入世贸组织减轻了中国的关税负担，也对中国商品打入全球市场产生加持作用，但是关税降低并非导致这项结果的**因素，因为当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手段时，中国有效运用了世贸组织提供的法律保障。由于中国刚入世的时候，国内尚未出现重要产业，竞争力似乎也很有限，而美国期待将本国产品大量销往中国，因此曾推动多项贸易谈判。不过，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人当初期待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商品已吃下全球市场。”事实不仅如此，“中国人的优点：牺牲自我、适应环境、发掘生意、削减成本的能力，至少在过去三百年来，这些特质把中国移民变成了全世界*有事业心的一群人。”

2004年1月，作为工程技术人员、项目组组长的鲁波到达中非共和国的时候，他即将赴任的“中非共和国两万人座体育场”项目现场刚刚被洗劫一空。鲁波早已没有了初到异国时的新奇，对于两万人座的体育场何时才能建成，他只觉得任重道远，前路遥遥，又茫茫无期。

不幸中的万幸是虽然要从头开始，但损失尚未超出承受范围，假如事情发生在体育馆建设已经进行大半时，各方面的损失将难以估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局是影响援助*终实施结果和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个完全不可控的因素只能预警，却难以避免。2011年2月，利比亚发生战乱。利比亚汽油产业陷入停顿，中方撤出在利的全部施工人员，石油产业相关的所有投资项目被迫停止。中石油公布其旗下长城钻探工程公司年收入直接损失12亿元，数额之大超过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之相比，一个体育馆项目前期投入上的损失简直是九牛一毛。

社会环境的因素无形中给项目增加了安保成本。鲁波所在的项目组联系了当地的**和警察以及保安公司联合进行保护。项目组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给军人提供午餐和交通补助。在这，一餐饭的吸引力往往大于加薪，超高的物价和人们低下的储蓄率成对比。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的工地上，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特质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只要有额外的加班费，大多数工人都不会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在中非，给当地工人的工资必须改为两个星期一结，鲁波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前**给工人发了工资，**天工人就不来上班了，直到几天后这笔钱被花完，他们才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虽然中国工人更受工程承办方的欢迎，但许多援外项目在商定之初，就规定了招工时当地工人所占的比例，“中非共和国两万人座体育场”在高峰时期，曾经雇用当地工人400多人，中国工人100多人。中国工人大多数是领班，每人管理少则5-6个，多则十几个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薪资水平与中国工人相差较多，这在对外援助的项目中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中国的沉默大军》的两位作者甚至遇到过这样的抱怨，“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就假装给他们干活。”中国企业在参与非洲许多项目的竞标中，都惯以低价著称，招标方常常会根据一定的利润率设计标底，由企业竞标，*接近标底的低价者中标。因此在中国企业工作的当地工人在薪酬上并不占优势，可即使在待遇稍好的法国公司，当地工人对于增加工作时间赚取加班费仍旧毫不热衷。

大量雇佣当地工人很容易带来管理上的问题，而中国工人的海外就业形势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海外就业机会的急剧增多给中国工人带来了更大的主动权，当年需要托关系、通门路才能获得的就业机会，现在已经可供挑选。中劳网亦庄就业服务站劳务经理韩晓川*直接地感受着这种变化：“工人现在普遍对工资和劳保、社保、养老比较挑剔。而且比起去新加坡、欧美等国家，去非洲也没什么优势了，主要是挣钱挣得少。”“现在每一个企业用工量都比较大，工人又比较少。尤其是在国外的厂子，都比较缺人。”

不仅仅是招工上容易出现困难，对于投标援外项目的企业而言，由于是国家出资，因此不存在甲方赖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管理能力和对风险的预警更是重中之重。设备陈旧落后，偷盗严重，或者汇率损失，都会一口一口无情地蚕食掉企业剩余的利润空间。而对于被援助国而言，由于管理上的不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只在当时起到一些作用，一旦贫穷进一步扩大，再次发生动乱，甚至比较多的偷盗事件，这些缺乏维护的基础设施就会迅速地毁于一旦。鲁波所负责的“中非共和国两万人座体育场”项目虽然已在当时顺利完工，但2013年，这座体育场依然没能逃脱被战乱中的民众洗劫成为废墟的厄运。前不久，鲁波从当地中国诊所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当初他们辛苦修建的体育馆，“除了混凝土不能拆，砖不能拆，其他能拆走的都被拆走了。”

然而即使中国目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和投资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向外迈出的步伐却不可逆转，甚至连速度都很难放缓。2008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世界的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的升值，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了飞跃性进展，中国-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梁明提供了一组数据：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901.7亿美元。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727.7亿美元，占80.7%，利润再投资174亿美元，占19.3%。截至2013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7亿美元，数字远超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的净资产之和。

世界工厂2.0

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如此庞大，以至于全世界都放佛听到了中国崛起的板块运动所造成的轰隆隆摩擦声。截至2013年，中国在非洲建造了2000公里铁路、3000公里道路、数十座足球场、160所学校和医院；在苏丹、哈萨克和缅甸铺设了数千公里长的输油管和天然气管道……《中国的沉默大军》的作者胡安·贾勒德纳和艾利维托·阿拉伍侯说：“2012年，全球金融危机情势恶化，金融危机不但增加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让这个亚洲巨人得以敲开西方大门……中国的海外投资步伐已迈入**阶段，这些助力导致他国越来越难和中国竞争”。这些助力包括：“现金供给、外交手段、大批孜孜以求的企业家，以及中国商品”。“毋庸置疑的，一项长程攻势正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登场”。

无论西方对中国的描述是否有失公允，这种担忧和恐��都是真实存在的。常年关注中国对外投资的安邦咨询**研究员贺军认为，这种恐惧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带着历史感看待问题，会发现中国与西方的一项根本不同是：“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个发展阶段的利益诉**必然有差异的。中国处于的世界工厂地位，就决定了中国长期而大量的能源需求和迫切的大宗商品需求。”而这种迫切感在西方看来，就如同高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剑尖永远威胁着他们的王座。

时至今日，中国被列为*有前途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投资的分布领域却有很大不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潘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行业结构看，海外投资通常被看作对外贸易的替代手段，所以，在先行的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富有竞争力的强势产业既是出口的主导产业，也是投资的主导产业。中国则不同，中国对外投资*集中的前三大行业依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业和采矿业，它们占了海外直接投资的60%。这反映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为出口提供服务和为城市化、工业化提供能源与矿产品的供给保障；而中国*强势的产业——制造业仅在海外投资中占比6%，这表明尽管中国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优势加速下滑，传统制造业尚未进入大量外迁的阶段。”

中国并不会轻易放弃世界工厂的角色，正是“中国制造”的商品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巴西的一位本地商人说：“再高的关税也抵挡不住中国货的吸引力。”2014年的巴西***上，有11家上市公司代表中国“出赛”。中国北车(601299,股吧)制造了里约热内卢80%的轨道交通；中国南车(601766,股吧)击败了巴西当地品牌如马可波罗、NEOBUS和进口车型包括奔驰、沃尔沃等新能源汽车品牌。进入巴西***市场；华为承接了12座***主办城市通信工程；环足球草坪的广告显示屏由奥拓电子(002587,股吧)生产；湖南新亚胜的LED显示屏亮相马拉卡纳赛场；哈尔斯(002615,股吧)取得巴西***大中华区水具品项授权制造商与授权销售商的资格；杭州协程**直接从国际足联获得***吉祥物制造授权；***挥舞着的旗帜里有100万面由浙江临海协成工艺品公司制造；***的12座球场里，三一重工(600031,股吧)参与建造8座；浙江义乌的一家工厂，不到40名工人在半年时间里赶制出的200多万个卡塞罗拉（助威产品）；同方股份(600100,股吧)为12个球场中的9个提供安检设备和服务。

当然，长期处在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并不代表不会有任何改变。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都服务于本土的经济、社会和国家战略，中国的海外投资也如是。“我们过去是做世界工厂，但世界工厂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后我们要做世界工厂2.0，还要做世界工厂3.0。”许多中国企业的品牌与质量意识淡薄，至少在今天仍旧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将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制约因素。贺军强调世界工厂角色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它着重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提升、改善运营管理、品牌塑造和产业链条与经营模式上的**。”也许，改变已经在悄然发生、并缓缓发酵，中国企业对***的参与就是一例。

除了产品质量和品牌意识问题，中国的海外形象和对外投资仍然面临很多潜在的风险因素，1992年，中国首钢集团曾经买下秘鲁马科纳地区的铁矿开采权，当地人起初以为他们的生活将随之改善，之后却发现这是个一厢情愿的奢望。因此虽然首钢打算在当地建一座中国式的拱门，盖了三次，但都先后被当地居民拆掉。

不仅仅是劳工问题，政治风险和环境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潘悦认为政治风险又可以分为：政府干预、蚕食式征用、政策法律变动、民族主义行为、恐怖袭击、内乱和战争。而政治风险正是诸多因素中*难以把控和预警的。如2007年10月，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对外国石油公司征收特别收益金：2010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税改费方案，对全部能源非可再生资源征收高达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使得在当地拥有重要经营活动的中石油与中石化遭受较大损失。而就在2014年7月，原计划投资200亿美元中缅皎漂-昆明铁路项目被搁浅，据称由于“缅甸部分国民、社会组织与一些政党持不同意见，因此决定将不实施该项目。”

对中国企业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是一个没有对手的竞技场。这个对手既来自其他国家商业对手的竞争，也来自身存在的许多亟待完善之处。无论是对当地环境的保护，还是对政治风险的预警，无论是改善当地的劳工问题，还是改进自身的管理方式和**能力……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中国快速向外迈进的过程中越发紧迫。